在国务院印发的 《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健康服务信息化”几个字似乎能够让正在移动医疗领域 “摸着石头过河”的软件商们兴奋起来，近年来，互联网在医疗领域的发力引人关注。手机问诊的模式是否会成为未来医疗服务领域炙手可热的资本宠儿？国内的手机问诊最可能在哪些领域取得成绩？当医疗健康服务走向指尖，哪种商业模式可以绕开标准难题？健康服务业发力移动端

事实上，即使在最需要经验的领域，医生的工具们也正在悄悄发生着变革。当你花费数个小时排队，医生开出的处方却是根据手机上临床治疗数据库里的大数据算出来的，你是否会觉得其实有些例行检查在家里就完全可以实现？Epocrates就在做着这样的事，这个软件主打药品资料和临床数据库，在2012年的收入为1.2亿美元。

想想打开手机之后，你近期的血糖、血压、心脏监测等数据已经通过软件制成的表格发送给医生，比你口述的更准确，那么，或许对于许多慢性病来说，医院的压力就要小得多。

跟我们传统印象中老年人消费品质过低不同，在日本，单身老人每月的平均支出为 15.383万日元，这个支出甚至远高于其收入。当然我国的老年人消费在人均数额上或许目前还难以达到这样的数字，但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富裕阶层逐渐步入老龄，投入在健康方面的消费将难以估计。

其实在线医疗作为医疗服务业的组成部分，已经在医疗资源昂贵的国家施行多年，而将其植根于手机上，则是近几年IT巨头们推波助澜的结果，例如谷歌通过旗下的风投Google Ventures，在生命科学、健康和医疗领域里表现的相当活跃。2012年，已经有9%的美国成年人使用移动医疗程序跟踪或管理自己的健康问题。 “细分”者未必“小众”

至少在国内消费者眼中，医疗类App还仍然是一个未知的领域，国内由于制度的藩篱，脱离医院的诊疗想要建立信任机制，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这并不耽误医疗类应用在某些细分领域的“轻问诊”层面给市场带来惊喜。

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消费模式被简化成自我身份的认同和符号效仿，或许对于正在崛起的医疗服务消费也是这样，企业先画出它所期待的用户画像，再用相应的服务去满足这类用户的需求。这个领域是“细分”的，但未必“小众”，甚至可能由于其专业方面的需求更多，而是一款“大众”产品。

跟欧美等国家不同，国内在移动医疗领域，做得最好的并非大而全的问诊社区，而是某些细分领域的杰出作品，例如专注于女性健康领域的“大姨吗”，专注于糖尿病领域的糖护科技等。这或许跟国内的医疗制度有关。相比“诊断—治疗建议”为主的模式，资本更青睐那些风险更小的行业，因为或许可以避免潜在的医疗风险——例如诊疗之中的医疗纠纷。

然而做好一个细分领域并建立起一定的付费机制，这似乎是一件比拿到风投更艰辛的事，健康咨询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特质 （甚至是用户要求的默认要求）就是可靠性，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消费者信赖感。但以广告为生的传统健康咨询网站，如果直接移植到手机上，则会用过多的广告破坏这种信赖感。目前国内较为优秀的问诊式App都在拒绝广告，而期待一种付费问诊的模式来解决盈利问题。或者销售可以连接软件、监测自身健康数据的硬件，也成为另一种补贴方式。法律和标准或应先于服务

国内互联网医疗健康领域的问题更多集中于目前没有相应的制度和标准。早在1987年，美国就组织了对 “卫生信息传输标准”这一战略技术的开发与推广，从克林顿总统时代开始，美国展开了一系列的立法，要求医疗机构尽快进入数字时代。尤其是针对农村地区的远程医疗，对于降低治疗费用、缩短诊断与治疗的时间等都有显著效果。

国内的在线医疗和移动医疗兴起，尽管近几年飞速增长，但仍然处在对商业模式的探索阶段。很多国外能够实现盈利的商业模式在我国还难以实现。ZEO公司销售的腕带和头贴，能够通过蓝牙和手机相连，给出睡眠质量的量化评分，并提供个性化睡眠指导，并推荐药品。看似已经是最边缘的 “睡眠质量”这种健康领域的问题，但当软件给你“开药”，就不得不将它看做一个医生。在国外，医疗软件向药企收费，或者提供病人大数据给药企，都是十分正常的模式，但在国内，并没有相关法律可以作为依据。在美国，对病人信息安全性要求很高，有专门的HIPPA法案规范信息的使用和传输。在国内尚无标准的情况下，信息安全也是问题。

另外，我国医疗器械领域的监管还是较为严格的，智能产品是否能够进入这一领域并获得审批，需要有强大的硬件制造能力的支撑。其次，医疗行业对于广告的管制十分严格，在这些App上能做广告的只有OTC类产品，而实际上处方药（包括器械）的销售额和利润才是整个行业中比例最大的部分。这些都有待关注这个领域的部门给出更细化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