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如今，社交网络成为人们工作、生活必不可少的信息共享平台。国内外普遍使用的Facebook、Twitter、微博、微信等社交软件已成为人们在线社交的主要交流工具。有研究调查了全球互联网、社交网络的使用情况，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全球网民达到34.2亿人，而其中社交媒体用户有23.1亿人，相当于全球人口的31%。这表明社交网络逐渐成为人们日常交往的主流途径。

社交网络中，交往对象的不确定性以及发布信息的隐私性，给用户带来了潜在的风险。与面对面交流中信息流失快的特点不同，社交网络中用户发表的信息是永久的、可复制的、可供搜索的。如果发表的信息被不法分子用于非法途径，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在社交网络中发表信息有着特定的风险，这就对用户的数字隐私管理能力有着更高的要求。斯蒂芬妮将社交网络中的风险线索分为两种：一种是关注者数量，分为大量关注者和小量关注者；另一种是信息类型，分为个人信息和非个人信息。根据我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社交网络的体验，风险似乎随着关注者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因为大量关注者存在不信任群体的可能。同样，当用户发表个人信息时，会有身份失窃的情况出现，潜在风险也随之增加。

社交网络用户在进行数字隐私管理过程中，如何准确感知风险线索呢？莫尔指出，风险线索感知与个体高级的认知加工过程有着密切联系。用户在使用社交网络过程中若能意识并准确认知风险线索，就会采取措施来提高社交网络安全。生活中，社交网络用户会对关注者发布多种信息。但在社交网络中潜在的交流对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用户可以通过隐私设置来选择接收信息的对象。莫尔等人的研究发现，Facebook用户对发布信息内容的记忆效果较好，但对潜在交流对象的记忆效果较差。比如，我们在微信朋友圈发布信息时，有时会设置可见对象，此时用户对发布内容的记忆效果要好于可见对象。若社交网络用户能够准确意识到该方面的记忆缺陷，就会采取相应的措施弥补该方面的不足，从而提高用户的社交安全。这种意识过程实质上是由尼尔森提出的元认知监测过程。元认知监测作为更高级别的认知过程，能够监测用户在使用社交网络时的行为以及认知。在社交网络中，这种监测的过程实质上是指用户能够意识并认知风险线索的过程。

在斯蒂芬妮等人进行的实证研究中，研究者让大学生参与一个虚拟的社交网络交流情景。这个情景由20个虚拟的社交网络页面组成，页面内容由关注者数量以及需要发布的信息类型组成。信息类型分为个人信息和非个人信息。个人信息是指自我描述性的或者自传式的信息，比如你最喜欢哪种音乐类型？而在非个人信息条件下，只需描述德国小镇明斯特的有关信息，比如明斯特这座城市的人口数量是多少？这些信息通过公开的途径可以获得。页面中关注者数量以头像图片的方式呈现，有多少个关注者就呈现多少张头像图片。交流过程中，一组被试需要对大量关注者表达不同类型的信息，另一组被试则需要对小量关注者表达不同类型的信息。交流结束后在记忆测试中要求被试正确回答出对大量或者小量关注者发表了哪种类型的信息。结果显示，当关注者数量增加的时候，被试的回忆成绩显著提高，且表达个人信息比表达非个人信息的记忆效果更好。这就说明风险线索感知能够促进个体进行更加深入的加工，从而提高回忆成绩。然而，上述实验中关注者是以图片方式呈现，研究者考虑到两方面的缺陷：这与我们真实社交网络中只显示具体数字的情境不符；图片本身会吸引个体更多的注意，这会对实验结果产生额外的影响。针对该问题，研究者改进了实验，将关注者的呈现方式由图片改成数字，其他方面保持不变，但结果仍显示被试对大量关注者发布信息的记忆效果更好，进一步说明被试的回忆成绩确实是受到关注者数量的影响，而不是受呈现方式的影响。

研究表明，用户在数字隐私管理过程中的风险线索感知与个体高级认知过程密切相关。当个体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信息时，如果能同时考虑关注者数量的大小以及发布信息内容的隐私性，在潜在风险增加的条件下，用户则能对发布的内容印象更为深刻。这种风险感知的过程实质上会引发用户采取更深入的信息加工模式。具体来讲，在风险线索条件下，用户会采取慢性的、分析性的、意识性的信息加工模式，从而提高用户对信息内容的记忆水平以及元认知监测的执行力。此外，风险线索感知也能提高用户的大脑觉醒水平，从而增强对风险线索的意识。

现实情境中，为提高社交网络中用户的数字隐私管理能力，一方面，我们可以考虑改进相应技术，比如技术人员开发相应程序使隐私界面设置更加明显，便于用户发表信息时考虑潜在的交流对象，从而使用户更加谨慎地发表信息；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考虑采取有效手段来提高用户的意识和认知水平，通过元认知监测的过程来帮助用户减少潜在的记忆负担。这种元认知监测过程并不复杂，用户动动手指即可实现。比如，用户可以在社交媒体端口以及百度中搜索自己，或者定期检查有多少个新增的关注者等。基于这些元认知监测活动，社交网络用户会更安全地参与社交媒体交流。当然，用户的隐私管理和表露信息需求会受到文化、年龄等因素的影响。实际上，对于数字隐私管理规范“正确”与否的衡量，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只要在使用社交网络过程中，用户个人交流的需要与隐私保护需求相一致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