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ore这里实际上是说电子投票可以减少现场投票的成本，从而提高投票率。本期推送公号的翻译文章，即试图以数字时代为切入点，探讨技术进步以及随之崛起的互联网巨头对于政治（而不仅仅是经济）的影响。

“伴随覆盖人群的不断增加，社交网络已经成为真正的政治玩家：他们可以动员选民，且将某一个候选人集中显现在特定用户面前。明年的德国联邦选举有可能是这个国家第一次面对数据推动的竞选，而一些立法者对此表示了担忧”。

安吉拉-默克尔最近多次谈到了互联网。例如在上周星期二面对电视台和出版行业重量级人物的演讲中，默克尔提到了包括谷歌和脸书在内的互联网企业的权力问题——更具体而言，这主要涉及搜索结果排序算法和用户新闻订阅推送算法的不透明问题。默克尔提出，问题的关键在于除了社交媒体巨头的内部人士，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在使用何种标准过滤数据。这不仅仅造成了政党人士的担忧，对于社会整体而言也是一种潜在的麻烦。

默克尔总理对于IT政策的突然关注与一件事有关：即将到来的德国联邦选举。默克尔深知，谷歌和脸书在决定此次选举之后谁将领导这个国家中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新任领导人将在2017年下半年履职。

当我们讨论“数字化”时，不仅仅是德国产业需要重构其本身——传统的政治逻辑同样已经被颠覆，尤其是在大选期间。但是相比于数字化对经济的影响而言，技术对于政治图景的冲击远没有进入人们的关注视野。

我们真的应该担心算法的力量吗？脸书和谷歌真的能够秘密影响我们的政治观念并甚至进而影响选举结果吗？谷歌偏好的候选人能够被给予不公平的优势吗？

上述问题的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它们具备这样的能力，而且他们的确产生了这样的影响。

仅仅只是脸书的用户规模就能够使其成为塑造、操纵其他人政治观念的重要工具。拥有大约18亿用户的脸书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全球性大众媒体。

在德国，脸书拥有接近2900万用户，超过2200万每天都使用它。这相当于整个国家的1/4人口。谷歌的用户数量同样是引人注目的。超过90%的搜索引擎流量集中在谷歌服务器。作为当代“看门人”，谷歌对于其用户生活已经具备了史无前例的影响力。即使是搜索结果在页面上的排列顺序对用户都将产生巨大影响。例如它们会影响商品的销售量，也会影响投票中候选人的排名顺序。

当前，在线平台已经对我们的政治观念产生了显著影响，而它们本身也并不否认这一点。它们公开的推销其所拥有的权力：从政党或候选人处得到的广告收入是它们商业模式的一部分，谷歌和脸书甚至明确的将政治领导人视为可赚取利润的客户对象。以脸书为例，它已经在柏林为政治热衷者举办了一系列的工作研讨会，并在社交媒体上以德文出版了《政治家手册》。这些工作的核心议题就是解释并宣传“如何在脸书上开展政治竞选活动”。

自2016年3月之后，《政治家手册》的作者利用多个案例解释了数据推动的竞选策略是如何实现的。脸书可以被用于锚定特定用户的政治兴趣。例如今年2月，有4.4万25岁至55岁之间的德国人对最低工资制表现了明显的兴趣。根据竞选团队所花费的广告经费的多少，一部分、大部分乃至全部“满足一定标准”的脸书用户都可以被推送该政党或候选人的广告。例如政治家可以锚定曾经在其页面上点击“喜欢”按钮的用户，并甚至延伸至这些用户的朋友——政治家也可以锚定某一个年龄段的所有人，或者是与其选举办公室相近的第一次投票人。

更大的权力，更多的责任

脸书对其所取得的成功非常自豪。在《政治家手册》中，它甚至将2015年英国保守党的胜利视为数据驱动竞选的成功案例。通过向特定选民推送其所关心的政策议题（在竞争激烈的选区尤其如此），脸书声明其扮演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们宣称，在四个月的竞选期中，这是欧洲第一个政党“以如此复杂但又精准的方式使用脸书广告”。

在德国，许多边缘和极右翼政党已经在使用脸书吸引和动员其支持者。甚至是始于德累斯顿（Dresden，德国Saxony邦首府城市）的“爱国欧洲人反对西方伊斯兰化（Pegida）”运动（排外运动）也是从一个脸书群开始的。

但在网络上付费以吸引特定支持者只是施加政治影响力的一种方式——考虑到与选举海报或电视台广告的类似性，这也算不上互联网巨头给政治图景带来的最大冲击。

困扰默克尔——以及世界其他政治家——的是其更加微妙的影响力。在慕尼黑举行的媒体会议上，默克尔批评了基于用户历史兴趣而推送相似内容的算法逻辑。她认为，这样的算法将在事实上恶化人们之间的分歧和壕沟。其他评论家则担心社交媒体网络将可能成为隐藏的政治玩家，不仅使用它们的影响力以赚取利润，同时还改变了整个选举进程——甚至在没有人意识到的情况下。由于它们将其算法视为商业秘密，从而避免了受到规制者的监督。

脸书对于其用户信息了如指掌，特别是一些非常明显的代表其政治倾向的信息。包括年龄、朋友圈、居住地、曾经浏览过的网页以及其他内容，都能够帮助脸书将用户划归为不同政治类别。每一个用户页面上的“喜欢”按钮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收集器。喜欢安吉拉-默克尔及其所领导的基督教民主联盟政党页面的用户不太可能投票给左翼政党。在美国，脸书公开将用户归为三种类别：自由派，中间派或保守派。

一些科学家担心脸书可能通过故意动员某个投票群体而操纵选举。多年以来，社交媒体都在投票之前向用户发送“提醒”信息以号召其外出投票并积极参与民主过程。但如果下次投票中，脸书仅仅只向某些显示了特定政治倾向的人发送“提醒信息”，那么会发生什么呢？如果脸书仅仅只动员某种特定的政治运动，又会发生什么呢？

在2010年美国的国会选举中，脸书在6100万用户的新闻推送中激活了“提醒”功能。加州大学研究人员的一项联合研究表明，脸书对34万人的投票参与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当候选人得票数相差很近时，这些投票将足够改变选举结果。

互联网研究者Kate Crawford告诉《明镜》，类似于脸书的互联网公司具备“推翻选举”的能力。但她也补充到，如此“巨大的权力”同样伴随着“重大的道德风险”。

中立，或者非中立？

美国最新的一项关于谷歌对选民投票决策的潜在影响力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结论。该研究发现，对于20%犹豫不决的选民而言，谷歌搜索算法具备改变他们投票决策的能力。该研究的学者将其称为“搜索引擎操纵效应”。但谷歌和脸书都坚称他们并不受政治偏见的影响而保持了中立态度。

“脸书从来，也绝不试图控制选举”，脸书社交媒体首席运营官Sheryl Sandber在2014年说。类似的，谷歌也宣称其从未改变搜索结果以推动某一选举结果的出现。“如果我们偏离中立原则，消费者对于我们的信心将受到严重伤害”，谷歌公司如此声明。

但即使是理论上存在的对于民主选举无意识或者事实上非控制性影响的这种可能性都仍然是危险的。对于决策者而言，完全信赖互联网巨头对于“中立性”的承诺不仅是天真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对于互联网巨头自我声明的中立性的怀疑是具有合法性的——上周二美国大选的结果也更凸显了这一点。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一直在抱怨自由主义者对于希拉里-克林顿的偏爱，其中的一条证据便是泄露出来的一条脸书员工询问扎克伯格的信息截屏：“脸书应该在阻止特朗普上台的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很明显，脸书毋庸置疑的具备这样做的能力。

谷歌和脸书的影响力远远超过竞选运动本身。事实上，负责算法调整的程序员一直都在做着政治性的决策。例如，政治敏感内容一直都在“被审查”。最近，超过70家民权组织联合起来抱怨脸书定期删除他们记录“反人权行为”的海报。

互联网平台一直都在使用它们的权力推动它们所关心的政治议题。2012年，当谷歌发起一项抵制“反盗版法案”的请愿活动中，当天就有450万人签名。这样的倡议对于华盛顿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它们展现了谷歌的实力。最终，谷歌及其他反对者成功抵制了该法案的通过。

德国将迎来它的第一次数据驱动的选举吗？每一个主要的德国政党都派出了观察员，学习美国大选中民主党和共和党的社交媒体团队。但尽管如此，在德国，脸书依然深受“仇恨言论”问题的困扰并因此声誉不佳。许多立法者和部长每天都不得不面对大量的仇恨言论。

当前，脸书正在通过传统的广告方式来试图扭转其不良声誉：报纸和电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