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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进入超智能时代

责任编辑:editor005 作者: 陈晶 |来源:企业网D1Net  2017-02-20 13:43:22 本文摘自:经济杂志

自2012年住建部确定首批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以来,中央和各地方先后制定了多项智慧城市方面的相关政策,智慧城市建设在全国遍地开花。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各地政府、专家学者、行业及企业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2016年,国家发改委表示,将在“十三五”期间推出100个新型智慧城市试点。一时间,全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热潮。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之年。如何更好地理解智慧城市概念和内涵的演变,更准确地理解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方面的国家标准,更深入地体会智慧城市建设给地方城市带来的巨大改变呢?《经济》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

智慧城市进入超智能时代

随着智慧城市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日益丰富,社会各界对智慧城市的理解逐渐深入。就此,《经济》记者采访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万碧玉。

万碧玉表示,他注意到近期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领域出现了新的调整,可以概括为四点:

一是新概念。“近期,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业界对于智慧城市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新的调整和变化。智慧城市的概念内涵,从早期的数字城市,发展到后来的智能城市、智慧城市。目前,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强调‘超智能社会’这一概念。”同时,万碧玉向记者强调:“不管怎么变化,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还是要聚焦在城市上。”

二是新研究。智慧城市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得到了重视并加以实践,相关领域在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日益紧密。在综合借鉴了各国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很多国际组织在智慧城市的研究方法上有了突破。“当前,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内,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提出了‘智慧城市公共品’的概念。什么是公共品呢?”万碧玉向记者解释,“这里的公共品指的是针对不同城市共有问题的标准制订。比如交通拥堵,不论是北京还是西雅图、伦敦,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的城市,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这就是公共品。研究如何解决国际不同城市的公共问题,是智慧城市国际研究的重要内容,并且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三是新范围。智慧城市的概念不仅仅是一线城市的建设目标,对二三线城市来说也是如此,甚至包括城市和农村间的过度地带。2016年7月,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智慧城市与特色小镇两个概念彼此呼应、相辅相成。“论及特色小镇与智慧城市的关系,业界普遍认为,互联网+、大数据、新型智慧城市等成已为新风口,对已完成初期建设的智慧城市,特色小镇将有望成为智慧城市升级的重要抓手。”万碧玉对记者表示。

四是新指标。新型智慧城市怎么建?什么样的城市才算是合格的新型智慧城市?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疑问。对此,2016年11月,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了《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2016年)》,对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给予指导。万碧玉肯定了这些评价指标的重要性,他表示:“尽管有些专家对于新型智慧城市的评价标准有不同的观点,但绝不能否认这些评价指标的重要意义。根据国家要求,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将以点带面,以评促建,这次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的推出,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必须得到充分的重视。”

2016年年底,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连续第三年发布《智慧城市年度大事盘点》,对年度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诸多大事做了总结和概括。万碧玉向记者强调了其中的一些数据:“截至2016年6月,我国95%的副省级城市、76%的地级城市,总数超过500个,均在《政府工作报告》或‘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的市场规模将在千亿元级别。如果再加上上下游产业链其他环节,如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等,整个市场规模将有望扩容至一万亿元。巨大的市场空间吸引了众多市场主体的参与,据统计,参加智慧城市建设的主体超过5000家企事业单位。”

“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在国际上有非常大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是十全十美的,在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万碧玉总结了四点,“一是智慧城市建设体验感差。城市需求不明确,市民体验不到位。城市的发展需求来自于市民,要想使城市良性运转,必须增强市民的体验感和获得感。真正的智慧不是以系统数量和复杂程度论英雄,而是有多少市民能为城市竖起夸赞的大拇指。二是顶层设计不连贯,半途而废的情况比较常见。智慧城市建设应进一步理顺各方关系,明确责任主体,搭建框架,层层推进,逐步形成完善的国家级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真正做到‘弹性的设计,刚性的组织’。三是标准规范无参照,落地实施难见效。在各地纷繁复杂的智慧城市建设中,政府往往需要既定的标准框架抑或标杆示范。纵观全国,更多的城市治理者希望制订符合地方规律和特色的标准。四是商业模式不清晰,资金供给难持续。由于政府失职和市场失灵频现,以PPP为主要模式建设的智慧城市也存在建设思路混乱、建设方案无特色等低层次重复现象。”

智慧银川用新发展

银川市东临黄河、西倚贺兰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近年来,银川市坚持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赢取未来发展先机的重要抓手,走在了国内智慧城市建设的前列。为了探究银川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和特点,《经济》记者采访了银川市大数据管理服务局局长王川。

翻开智慧城市建设成绩单,银川的收获不可谓不抢眼。王川向记者介绍,自2013年获批为住建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第二批)以来,银川取得了丰硕成就。2016年2月,在当地视察的李克强总理称赞了银川智慧城市建设;2017年1月,在《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国务院第三次大督查发现的典型经验做法》中,银川市因“创新城市管理模式,推动智慧城市建设”而受到通报表扬。

智慧城市建设的根本要求是便民、利民、惠民,重点在于推动城市和经济发展。银川在社会治理创新、城市立体管理、民生精细服务、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取得的成效可以概括为五点:一是有效化解“城市病”。银川通过使用交通环保卡等信息化手段实现了交通资源整体优化。同时,利用信息化环保监测设备实现了“实时监测、源头管控、定向治理”,有针对性地制订出环境治理综合解决方案,以打造“碧水蓝天,明媚银川”;二是市民的精细化服务。银川以智慧社区建设为平台,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立起一整套民生服务体系,并力争实现三年内覆盖所有社区;三是驱动产业衍生与发展。银川创建了全国第一家智慧城市产业园,占地1000亩,总投资37亿元,吸引了诸多企业入驻;四是促进行政审批体制改革。银川市提出了改革三步走战略:审管分离、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李克强总理在银川视察时曾赞扬“银川行政审批改革做到了简政放权到位、放管结合到位、优化服务到位”;五是创新城市管理模式。银川改层级化管理为扁平化管理,将全市55个便民服务电话合并为“12345”一个平台,全面了解市民诉求,提高行政服务效率,拉近了政府与市民的距离。

银川智慧城市建设的特色就是创新。“目前银川已累计完成投资7.1亿元,8000G全光网络、500平方公里全景真三维地图、智慧银川大数据中心建成并投入运行,智慧政务等10大重点领域13个模块陆续上线运行;智慧城市运营指挥中心启用,以大数据应用、功能扩展、优化服务为特征的智慧城市3.0版正式启动。”王川说。

王川还告诉记者:“银川模式有五大创新。”

第一,商业模式创新。银川通过大胆尝试,创新了商业模式。“在顶层设计阶段,银川摒弃了过去以BT方式为主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另辟蹊径,利用PPP+资本市场的模式,把智慧城市建设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我们与企业合作成立合资公司,通过购买信息服务的方式,形成项目公司的稳定现金流,并根据收益法折现估值,将项目公司装入上市公司。”王川向记者介绍,“这种商业模式不仅解决了建设期巨额投资一步到位难的问题,又打破了分散投资所造成的行政壁垒和信息孤岛现象,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以往BT模式下更新换代难的问题,等同于用社会资本建成了智慧城市,还获得了股票增值所带来的额外收益,靠商业模式创新解决了投资难和运营难的问题。”

第二,管理模式创新。建设智慧城市,如果在管理执行层面不下决心突破,还会陷入智慧城市“不智慧”的怪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银川以城市为单位做顶层设计,全面整合各类城市信息资源,大力推进互联互通、数据融合、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银川成立了市委和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强化统筹和督查工作,除垂直管理部门外,对市属所有委办局的数据做了整合,归集到智慧银川大数据中心,比国务院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前2个多月。银川成为全国第一个整合政府部门数据,实现数据归集、资源共享的城市,解决了信息共享难的问题。特别是“在信息化系统建设上,银川统一入口出口,全面归集到智慧城市上。对各部门新建信息化项目,明确财政部门不予拨款,从源头上杜绝新的信息孤岛的形成。”王川强调。

第三,技术架构创新。“智慧城市建设的前提条件是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重中之重是技术架构。银川通过搭建‘一图一网一云’技术架构,建立起一个当期可应用支撑、未来可扩展延伸的智慧生态系统。”王川进一步解释道,“‘一图’是指利用真三维地图,将城市各要素进行空间节点定位;‘一网’是建设一张容量达8000G的光纤有线专用网络,用于连接城市空间的各个节点;‘一云’是将各节点的城市要素所产生的数据通过‘一网’传到大数据中心,进行存储,以便付诸应用。”这样的架构如同一个智慧端,各端口都是开放的。这不仅满足了银川智慧城市一期建设的需要,而且超前考虑到未来,也能适应二期、三期、四期等建设需求。

第四,专业监管创新。银川成立了专职监管机构——大数据管理服务局,对数据进行综合管理,提供智慧银川数据采集、应用、安全等方面的服务。王川向记者介绍:“我们主要负责智慧城市整体规划建设,制订大数据发展规划、大数据安全规范(系统安全、隐私安全、商业机密安全)和大数据标准(共享、开放、交易),统筹协调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对大数据集中监管并挖掘分析,让数据产生价值,实现精准监管和服务优化。”同时,银川强化了与国际电信组织TMF和中兴的合作,联合成立了“TMF智慧城市创新中心”,通过银川的扎实实践和TMF先进的经验,形成智慧城市建设标准体系。

第五,立法保障创新。“银川是全国第一个对智慧城市进行立法的城市。”王川自豪地告诉记者。2016年10月1日,《银川市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共七章四十四条,包括智慧城市建设发展规划、信息基础设施共享、信息采集共享、应用推广措施等内容。最后,王川向记者道出了这一条例出台的意义:“《银川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条例》使智慧城市建设和大数据开放共享有法可依。”

关键字:空间节点城市治理

本文摘自:经济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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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进入超智能时代

责任编辑:editor005 作者: 陈晶 |来源:企业网D1Net  2017-02-20 13:43:22 本文摘自:经济杂志

自2012年住建部确定首批90个国家智慧城市试点以来,中央和各地方先后制定了多项智慧城市方面的相关政策,智慧城市建设在全国遍地开花。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实践,各地政府、专家学者、行业及企业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2016年,国家发改委表示,将在“十三五”期间推出100个新型智慧城市试点。一时间,全国又掀起了新一轮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热潮。

2017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也是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之年。如何更好地理解智慧城市概念和内涵的演变,更准确地理解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方面的国家标准,更深入地体会智慧城市建设给地方城市带来的巨大改变呢?《经济》记者就上述问题采访了相关专家。

智慧城市进入超智能时代

随着智慧城市领域的研究和实践日益丰富,社会各界对智慧城市的理解逐渐深入。就此,《经济》记者采访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万碧玉。

万碧玉表示,他注意到近期国内外智慧城市建设领域出现了新的调整,可以概括为四点:

一是新概念。“近期,不论是国际还是国内,业界对于智慧城市的内涵和外延有了新的调整和变化。智慧城市的概念内涵,从早期的数字城市,发展到后来的智能城市、智慧城市。目前,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强调‘超智能社会’这一概念。”同时,万碧玉向记者强调:“不管怎么变化,智慧城市建设的关键还是要聚焦在城市上。”

二是新研究。智慧城市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得到了重视并加以实践,相关领域在国际间的交流和合作也日益紧密。在综合借鉴了各国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很多国际组织在智慧城市的研究方法上有了突破。“当前,包括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内,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提出了‘智慧城市公共品’的概念。什么是公共品呢?”万碧玉向记者解释,“这里的公共品指的是针对不同城市共有问题的标准制订。比如交通拥堵,不论是北京还是西雅图、伦敦,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欠发达国家的城市,都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这就是公共品。研究如何解决国际不同城市的公共问题,是智慧城市国际研究的重要内容,并且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三是新范围。智慧城市的概念不仅仅是一线城市的建设目标,对二三线城市来说也是如此,甚至包括城市和农村间的过度地带。2016年7月,住建部、发改委、财政部联合发出了《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智慧城市与特色小镇两个概念彼此呼应、相辅相成。“论及特色小镇与智慧城市的关系,业界普遍认为,互联网+、大数据、新型智慧城市等成已为新风口,对已完成初期建设的智慧城市,特色小镇将有望成为智慧城市升级的重要抓手。”万碧玉对记者表示。

四是新指标。新型智慧城市怎么建?什么样的城市才算是合格的新型智慧城市?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的疑问。对此,2016年11月,国家发改委、中央网信办、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了《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2016年)》,对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给予指导。万碧玉肯定了这些评价指标的重要性,他表示:“尽管有些专家对于新型智慧城市的评价标准有不同的观点,但绝不能否认这些评价指标的重要意义。根据国家要求,新型智慧城市的建设将以点带面,以评促建,这次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的推出,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必须得到充分的重视。”

2016年年底,智慧城市联合实验室连续第三年发布《智慧城市年度大事盘点》,对年度智慧城市建设领域的诸多大事做了总结和概括。万碧玉向记者强调了其中的一些数据:“截至2016年6月,我国95%的副省级城市、76%的地级城市,总数超过500个,均在《政府工作报告》或‘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建设智慧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的市场规模将在千亿元级别。如果再加上上下游产业链其他环节,如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等,整个市场规模将有望扩容至一万亿元。巨大的市场空间吸引了众多市场主体的参与,据统计,参加智慧城市建设的主体超过5000家企事业单位。”

“中国的智慧城市建设在国际上有非常大的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工作是十全十美的,在建设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万碧玉总结了四点,“一是智慧城市建设体验感差。城市需求不明确,市民体验不到位。城市的发展需求来自于市民,要想使城市良性运转,必须增强市民的体验感和获得感。真正的智慧不是以系统数量和复杂程度论英雄,而是有多少市民能为城市竖起夸赞的大拇指。二是顶层设计不连贯,半途而废的情况比较常见。智慧城市建设应进一步理顺各方关系,明确责任主体,搭建框架,层层推进,逐步形成完善的国家级智慧城市顶层设计,真正做到‘弹性的设计,刚性的组织’。三是标准规范无参照,落地实施难见效。在各地纷繁复杂的智慧城市建设中,政府往往需要既定的标准框架抑或标杆示范。纵观全国,更多的城市治理者希望制订符合地方规律和特色的标准。四是商业模式不清晰,资金供给难持续。由于政府失职和市场失灵频现,以PPP为主要模式建设的智慧城市也存在建设思路混乱、建设方案无特色等低层次重复现象。”

智慧银川用新发展

银川市东临黄河、西倚贺兰山,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首府,也是西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近年来,银川市坚持将智慧城市建设作为赢取未来发展先机的重要抓手,走在了国内智慧城市建设的前列。为了探究银川智慧城市建设的经验和特点,《经济》记者采访了银川市大数据管理服务局局长王川。

翻开智慧城市建设成绩单,银川的收获不可谓不抢眼。王川向记者介绍,自2013年获批为住建部国家智慧城市试点(第二批)以来,银川取得了丰硕成就。2016年2月,在当地视察的李克强总理称赞了银川智慧城市建设;2017年1月,在《国务院办公厅通报表扬国务院第三次大督查发现的典型经验做法》中,银川市因“创新城市管理模式,推动智慧城市建设”而受到通报表扬。

智慧城市建设的根本要求是便民、利民、惠民,重点在于推动城市和经济发展。银川在社会治理创新、城市立体管理、民生精细服务、产业融合发展等方面做了有益尝试,取得的成效可以概括为五点:一是有效化解“城市病”。银川通过使用交通环保卡等信息化手段实现了交通资源整体优化。同时,利用信息化环保监测设备实现了“实时监测、源头管控、定向治理”,有针对性地制订出环境治理综合解决方案,以打造“碧水蓝天,明媚银川”;二是市民的精细化服务。银川以智慧社区建设为平台,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建立起一整套民生服务体系,并力争实现三年内覆盖所有社区;三是驱动产业衍生与发展。银川创建了全国第一家智慧城市产业园,占地1000亩,总投资37亿元,吸引了诸多企业入驻;四是促进行政审批体制改革。银川市提出了改革三步走战略:审管分离、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李克强总理在银川视察时曾赞扬“银川行政审批改革做到了简政放权到位、放管结合到位、优化服务到位”;五是创新城市管理模式。银川改层级化管理为扁平化管理,将全市55个便民服务电话合并为“12345”一个平台,全面了解市民诉求,提高行政服务效率,拉近了政府与市民的距离。

银川智慧城市建设的特色就是创新。“目前银川已累计完成投资7.1亿元,8000G全光网络、500平方公里全景真三维地图、智慧银川大数据中心建成并投入运行,智慧政务等10大重点领域13个模块陆续上线运行;智慧城市运营指挥中心启用,以大数据应用、功能扩展、优化服务为特征的智慧城市3.0版正式启动。”王川说。

王川还告诉记者:“银川模式有五大创新。”

第一,商业模式创新。银川通过大胆尝试,创新了商业模式。“在顶层设计阶段,银川摒弃了过去以BT方式为主的智慧城市建设模式,另辟蹊径,利用PPP+资本市场的模式,把智慧城市建设与资本市场结合起来。我们与企业合作成立合资公司,通过购买信息服务的方式,形成项目公司的稳定现金流,并根据收益法折现估值,将项目公司装入上市公司。”王川向记者介绍,“这种商业模式不仅解决了建设期巨额投资一步到位难的问题,又打破了分散投资所造成的行政壁垒和信息孤岛现象,更重要的是解决了以往BT模式下更新换代难的问题,等同于用社会资本建成了智慧城市,还获得了股票增值所带来的额外收益,靠商业模式创新解决了投资难和运营难的问题。”

第二,管理模式创新。建设智慧城市,如果在管理执行层面不下决心突破,还会陷入智慧城市“不智慧”的怪圈。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银川以城市为单位做顶层设计,全面整合各类城市信息资源,大力推进互联互通、数据融合、信息共享和业务协同。银川成立了市委和市政府主要领导为组长的领导小组,强化统筹和督查工作,除垂直管理部门外,对市属所有委办局的数据做了整合,归集到智慧银川大数据中心,比国务院出台《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提前2个多月。银川成为全国第一个整合政府部门数据,实现数据归集、资源共享的城市,解决了信息共享难的问题。特别是“在信息化系统建设上,银川统一入口出口,全面归集到智慧城市上。对各部门新建信息化项目,明确财政部门不予拨款,从源头上杜绝新的信息孤岛的形成。”王川强调。

第三,技术架构创新。“智慧城市建设的前提条件是顶层设计,顶层设计的重中之重是技术架构。银川通过搭建‘一图一网一云’技术架构,建立起一个当期可应用支撑、未来可扩展延伸的智慧生态系统。”王川进一步解释道,“‘一图’是指利用真三维地图,将城市各要素进行空间节点定位;‘一网’是建设一张容量达8000G的光纤有线专用网络,用于连接城市空间的各个节点;‘一云’是将各节点的城市要素所产生的数据通过‘一网’传到大数据中心,进行存储,以便付诸应用。”这样的架构如同一个智慧端,各端口都是开放的。这不仅满足了银川智慧城市一期建设的需要,而且超前考虑到未来,也能适应二期、三期、四期等建设需求。

第四,专业监管创新。银川成立了专职监管机构——大数据管理服务局,对数据进行综合管理,提供智慧银川数据采集、应用、安全等方面的服务。王川向记者介绍:“我们主要负责智慧城市整体规划建设,制订大数据发展规划、大数据安全规范(系统安全、隐私安全、商业机密安全)和大数据标准(共享、开放、交易),统筹协调信息资源的互联、互通和共享,对大数据集中监管并挖掘分析,让数据产生价值,实现精准监管和服务优化。”同时,银川强化了与国际电信组织TMF和中兴的合作,联合成立了“TMF智慧城市创新中心”,通过银川的扎实实践和TMF先进的经验,形成智慧城市建设标准体系。

第五,立法保障创新。“银川是全国第一个对智慧城市进行立法的城市。”王川自豪地告诉记者。2016年10月1日,《银川市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条例》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部推进智慧城市建设的地方性法规,共七章四十四条,包括智慧城市建设发展规划、信息基础设施共享、信息采集共享、应用推广措施等内容。最后,王川向记者道出了这一条例出台的意义:“《银川智慧城市建设促进条例》使智慧城市建设和大数据开放共享有法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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