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老龄化速度过快，呈现“未富先老”特征。1990~2017年，全省65岁以上老龄人口年均增长3.5%，增幅高于全国、世界同期0.1个和0.9个百分点。2017年全省常住人口中，65岁以上人口比重为12.4%，高出全国1个百分点。瑞典、日本、英国等发达国家进入老龄化时，人均GNP已达1万～3万美元，而安徽在1998年人均GDP只有511.5美元时就已提前进入老龄化。2017年，安徽人均GDP为6547美元，经济发展在全国尚处于中低水平，老龄化程度却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对经济社会将产生巨大的压力。

社会抚养负担压力加大。社会抚养比呈现逐年提升态势，少儿抚养和老龄抚养的压力都在加大。2017年，全省老年抚养比(65岁以上)和少儿抚养比(0~14岁)分别为17.9%和27%，分别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城镇离退休人员增长过速。

低年龄段人口占比趋稳。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推进实施，出生率稳步攀升。根据抽样调查结果，2017年安徽省人口出生率为14.07‰，居全国第8位。随着人口出生率的提高，0~14岁人口低年龄段占比改变了自2000~2010年年均下降0.8个百分点的发展趋势，年均提高约0.12个百分点。2017年少年儿童占比稳步提高到18.6%。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全省经济的影响

人口老龄化削减了劳动力，影响经济发展增速。随着老龄人口的加速增长，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能够参加劳动的人数随之减少，人口红利减弱，从而影响经济发展。从亚洲一些国家发展经验看，无论是较为发达的日本和韩国，还是发展程度相对偏低的泰国，当他们达到和国内当前类似的年龄结构后，其经济增速均进入到低增长时代。安徽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2010年达到顶峰后回落，全省GDP增速也与之同向变动、增速放缓，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发展动力发生转变，当前正面临传统人口红利削减与老龄化加速的双重压力。

消费结构向老龄人口和低年龄段人口倾斜。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不同年龄结构人口的消费行为存在差异。当前，安徽处于老年抚养比和少儿抚养比“双升”的发展阶段，老年人口及少儿人口增加，对消费需求各不相同。人口老龄化的加速使得市场需求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从而影响企业的生产方向，涌现出符合老年人消费需求的行业，比如医疗、健康、旅游度假、智慧养老产业等。另外，低年龄段人口母婴消费需求正处于旺盛时期，“儿童消费中心化”趋势明显，少年儿童成为消费决策的重要影响因素。根据京东大数据，2015年安徽母婴用户增速超1.1倍，增幅居全国第6位，母婴产品销售金额占比榜基本由安徽、广西两省垄断。

促进安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对策建议

加大对人才的吸引力度，加快人才政策的推进落实。人才是第一资源。在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的背景下，人才竞争成为“零和博弈”。人才新政凸显出区域发展中人口年龄结构的改善对于宏观经济的积极影响，尤其是其对增加城市活力、撬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溢出效应”。当前，安徽多市已出台人才新政，加大招才引智力度，下一步亟需加快政策的落地实施，营造“引人用人养人”良好环境。

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依靠人口质量提升形成人口新红利。尽管从数量的角度来看，人口红利窗口期即将结束，但通过增加教育投入、加强对劳动者的技能培训，能够有效地提升劳动者素质，促进人力资本水平的积累，形成人才红利。2017年，安徽省15岁以上常住人口中，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比为31.9%，其中大学以上文化程度人口占比为15.3%，因此，通过进一步加强人力资本投资，形成人口新红利的潜力巨大。提高人口素质，除了大力提高义务教育水平，同时还要加大力度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

更加注重以消费为导向扩大投资，引导产业布局。消费升级的方向是产业升级的重要导向。顺应消费需求新变化，充分挖掘、释放消费潜力，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推动消费升级，以新消费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加快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老龄人口、少年儿童的增加，医疗、养老、健康、教育、母婴服务等消费供给不足，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意愿。应以消费升级为目标，加强政策引导。首先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减少对民营资本和外资的准入限制，打破行业垄断，尤其是全面放开民营资本进入教育、医疗卫生、养老等短板领域。其次是完善基础设施，尤其要加大对城乡养老健康、医疗卫生、农村电网改造、信息化升级、城市地下管廊、文化体育、环境保护等领域的投资建设，为消费升级创造良好的硬件条件。第三，进一步优化消费环境，加速简政放权，为企业发展和居民消费提供更多的便利。